值此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聚焦四位作家——周大新、徐剑、津子围、刘鑫（八月槎），通过他们不同的文学类型视角，回顾新中国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以及他们在新时代文化语境下的坚守与创新。

  ■受访者：周大新（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采访者：张中江（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著名作家周大新的创作，始终与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现实紧密相连，近年来的作品更是聚焦养老、婚恋观念等社会的重要议题。国庆前夕，商报记者就近年的一些热点问题采访了周大新。

  □你最近的一本书《站在人生长河的下游》，是你结合人生经验的散文创作，体现了一位前辈作家的思考。前不久刚好全国青创会举行，议题有经典的长篇小说创作、乡土写作等。也有比较新的网络文学和AI等。你的作品始终与国家的发展紧密关联，关注领域也很广阔。首先想请问你在青年写作时期，当时关注的现实是怎样的。当“走到人生长河下游”，作为作家，对当下现实在关注角度上有怎样的变化？

  ■我的青年时期，国家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南部边境发生了战争；一件是中国乡村发生了重大变革——实现了土地承包制。我当时的目光被这两件大事所吸引，开始思考这两件事的意义并关注其进展。随后开始用作品去表现战场上的军人和新制度下的农民在精神上的变化。我的《汉家女》和《泉涸》就是这一段时期的重要作品。

  □你把《洛城花落》作为长篇小说封笔之作，很多读者都希望你继续创作长篇。我们也注意到很多青年作家，包括已经有一定知名度的，都表示长篇小说不敢轻易尝试。长篇小说的体量和架构，在展现时代丰富性方面，有中短篇小说不能够比拟的体量优势。作为一位经验比较丰富的作家，你会给这些想尝试但还没有能力掌控长篇的青年同行们，怎样的建议？

  ■我首先希望这些青年朋友要早点动手写长篇，因为长篇小说的写作需要体力和对生活的敏锐感知力，而这两点正是青年朋友们所具有的。不要往后推，别认为年纪大了才能写好长篇，要趁年轻写，很多作家的长篇小说是在青年时期就完成的。其次，我希望想写长篇小说的青年朋友要多读他人已写出的长篇小说，英、法、德、美、日和拉美等小说大国的所有重要作家的作品都要读，中国的古典长篇小说和现当代重要作家的长篇小说也要读，甚至和自己年龄相当的作家的长篇小说也要读，看看他们是怎么写的，读多了自然就能写了。

  □像你的《天黑得很慢》是关注老龄社会的。最近国家推出了延迟退休的政策，你认为这个政策对60岁上下的人来说，会在心理有怎样的影响。作为小说家你的关注点是怎样的？

  ■延迟退休是一件好事。因为随着医学的发展和我们正常的生活条件的改善，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已经大大延长，明明很健康的人你让他退休不工作，显然是一种人力资源的浪费。这项政策的施行，等于明确告诉那些原定要退休的人，你还年轻！这会让他们精神大振，从而使其精神面貌发生改变，进而激活其身体潜能，使他们在生理上也年轻起来。我对这件事的关注点是：延迟退休会在精神上怎样改变一个人？

  □今天的社会现实具有特别丰富的复杂性，既有国家发展的，也有国际间的，还有人类和AI的。你是否认为今天的作家，面临比之前更复杂多元的挑战？

  ■今天作家面临的挑战的确挺复杂。首先是网络的出现让文学作品的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纸质书的阅读量大幅度减少，读者购书的热情空前降低。其次是人们阅读大体量作品的兴趣减少，在手机和电脑上阅读短小文学作品的人慢慢地多。还有就是年轻人用在观看图像、照片、视频上的时间增加，读文字的兴趣远小于读图。作家应对这些变化给予关注。

  □很多作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真正的作家不会被AI替代。我们也看到相对类型化的创作，比如网络文学里，已经有网络作家利用AI来参与创作。你认为文学和人类书写的前景是怎样的？

  ■文学要求独创和具有鲜明的个性，因此AI不可能替代作家的创作，作家这项职业不会消失。AI的出现的确可能给作家提供帮助，比如搜寻查找资料，帮助非虚构作家完成采访任务，帮助作家整理有关创作素材等。电脑的出现让长篇小说的写作变得不那么劳累，AI的出现会促进减轻作家的劳动强度。

  □今天的年轻作家大多出生于国家物质发展相对优渥的环境中，没有苦难贫穷饥饿的体验。但作家的书写不能局限于个人经验，你能否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来分享，当书写到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苦难时，需要作怎样的写作准备？

  ■作家写苦难要想写得好，有时的确需要亲身体验，但也不全是这样。写历史上的苦难可完全在大量阅读史料的基础上，依托自己当下的生活体验，凭想象去完成。要不然，很多历史小说就写不成了。

  ■受访者：津子围（作家、辽宁省作协副主席） □采访者：张中江（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作家津子围的创作，一直立足于东北辽阔的大地之上。获得诸多奖项的《大辽河》讲述一条河两岸的普通芸芸众生，新作《苹果红了》则是最切中当下乡村振兴的时代新声。他认为，从更长的历史维度来看，东北经历的转型阵痛一定是暂时的，“锈带”一定会变成重放光彩的“秀带”。

  □你从事小说创作已近40年，创作题材一直立足讲述东北故事，展现东北辽阔而独特的历史和当代社会生活。创作《大辽河》和你之前的小说创作从题材上有什么不同？或者说你为什么选择辽河这一题材？

  ■应该说，《大辽河》与之前的关于东北的叙事一脉相承，是创作探索和积累的一次集中体现。如果说有区别，可能是从关注身边事转而审视一条河。这个河流不仅是时间意义上的，也不单单是地理概念里的，而是人内心的河流，或者说精神上的河流。最初写《大辽河》的一个动因，是觉得一名写作者，没有过大的本事，只可以通过文字来回报养育我的母亲河，期待为辽河留下一点什么。

  写一条河流就不能离开它的历史，而历史记录的大多是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特别难找到平民的影子。对于东北来说，除了帝王将相，甚至连才子佳人都不多见。我依旧是觉得平民历史视角才具价值。这部小说中的人物，都是辽河两岸的普通百姓：烧炭工、制玉人、柳编蒲编工、车夫、水利技术员等，而且主人公没有姓名，都是亲属的称谓。《大辽河》试图通过为普通人立传，为平民百姓奉献出有深沉情感和温度的诚意之作。

  □《大辽河》结尾处，写到5000年前的玉工师傅被自己15年前射出的一支玉箭镞射中眉心。对于一部现实主义作品，这处叙述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但读者在阅读时尽管非常惊讶却能让人信服，可以认为是一处神来之笔，你能谈谈这处描写吗？

  ■事实上，神奇和玄幻是相对的概念。从更久远的视角去看现实的故事，那些所谓玄幻早已凝固在时间深处。切开时间的基因碎片，我们会发现那些发生的故事并不玄幻。小说中，体现礼制传承的“龙凤玉佩”犹如草蛇灰线，贯穿整部小说，最终聚焦到新时代崭新的精神和生活样貌，通过挖掘“活化”的魂魄，以期回答文明传承的内在逻辑和历史必然。

  □在你的新作《苹果红了》中，写到了当下很多年轻人的生活。你作为有多年创作经验的成名作家，在书写当下青年时，会格外的注意哪些方面？

  ■作家离不开所生活的时代，也必然要反映在写作上。比如，写《苹果红了》时，我采访了一位返乡从事农业科学技术的95后。随着采访的深入，我发现她身上并没贴满社会上为他们那一代人贴上的特有标签。她不仅没有躺平，反而非常有上进心和责任感，对待这样一个世界的态度真实而客观。只是她的方式，有时我们还不能完全了解。了解是通往理解的桥梁。这部小说创作始于2018年，写得断断续续、拧拧巴巴，我想其实是没有触摸到小说主人公的心灵，或者说没有捕捉到游动的灵魂。后来，我的“小朋友”圈子逐步扩大，令我惊讶的地方越发多了起来。他们的活动轨迹经常不在我们的视线之内，他们有自己的“私域”空间。但很多人并没有啃老寄生，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生活和追求，面对和建构我们共同的世界。他们中间不乏能力超群者，比如我认识的一位00后，早已实现了财务自由。基于了解和认知，我才找到不回避、不躲避这个群体的底气。

  □东北作为共和国长子，在新中国发展的历程中发挥过无可替代的及其重要的作用。当然也经历了经济转型带来的阵痛。你认为在书写东北辉煌和某些时刻面临一些困难时，写作者需要非常注意的是什么？

  ■写作者的视角与经济或者社会学者的视角肯定有区别，评价东北不能单纯看数据，更应该历史地、联系地看。前不久，我走访了贵州、四川的攀枝花、六盘水等“大三线”企业，为当年建设者艰苦创业、无私奉献深深感动。那一次的生产力布局和大迁移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10年近百万人，属于史诗级别的。可以说，东北为共和国真的体现了“长子”的风范。我个人觉得，东北经济转型阵痛一定是暂时的，如果拉长时间纬度去理解，我坚信东北一定会在“锈带”绣出“秀带”。而对于写作者来说，阵痛恰恰是写作的富矿，应该用作家的诊脉器，探测时代变迁中人们灵魂深处的跌宕起伏、壮美宏阔，为新时代中国文学贡献新的人物形象。

  ■受访者：徐 剑（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作家） □采访者：张佳璇（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今年是新中国75华诞，也是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徐剑文学创作生涯的第50个年头。徐剑的报告文学创作一直聚焦于重大历史、现实题材，近年来的作品更是与国家的重大工程发展历史同行，他致力于用非虚构的文体记录时代变迁。

  □请你以庆祝中国成立100周年《天晓——1921》的创作历程谈一谈，你是如何将这些宏大的国家记忆用报告文学的形式呈现出来的？

  ■《天晓——1921》创作的始末很有意思。2018年万卷出版公司的副总找到我说写一部建党100周年的报告文学，我回绝了。我们都是在建党、建军大业的红色党史遗迹里成长的，史料基本能写的都出版了，还能写出新意吗？但他们出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邀请——写一本“老少皆宜的国民读本”，我写作的定力是对具有挑战性、难度系数高的写作很有兴趣，我决定接受“挑战”。

  我党、我军的以及国家建设中的重大历史事件，通过报告文学的形式来展示，是一种纪实体的叙事方式，它和史记一样，会闪烁出历史和人性的光辉。这种牺牲、奉献、奋斗、荣誉、尊严、理想信念等重大题材的展示，最适合用报告文学来书写。《天晓——1921》通过书写13个出席者的命运展现我们党的历史，展现在大时代当中一群先觉者的革命历程。最终到建国时，13人就剩下和董必武还在革命队伍当中，其他人有牺牲、有落伍、有沉寂、有背叛成为敌人的，这是大时代的写照，一点都不为奇。重要的是《天晓——1921》，把伟人、牺牲者、落伍者、以及沦为鬼、妖的背叛者一起放在人的视野里充分展开，非常有意义。写完这本书后，经过中央党史研究院的审读通过后出版并且还获奖了。我当时说：“能拿下《天晓——1921》的书写，接下来党史、军史、国史的书写，没什么可以难倒我了”。

  □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回望这段光辉岁月，你认为报告文学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改革开放以来，以全国科技大会为发轫的中国报告文学的勃兴，是以报告文学学会第一任会长徐迟先生的《哥德巴赫猜想》为发端，它达到一种洛阳纸贵，或者说徐文纸贵的程度。徐迟会长以他敏锐的时代探头和雷达搜索精神，预见了一个科学的春天。《哥德巴赫猜想》在文化比较单调和单一的时代背景下达到妇孺皆知。

  新中国成立75周年来，中国的报告文学作家、报告文学文体担负了很重要的角色，除了作为整个80年代文化思想的启蒙、发改革开放之先声、预见了一大批新生事物和新人类的诞生。还把握了时代的声音，它和国家和民族和人民一起共振，一起为时代而歌。

  20世纪90年代，报告文学经历一段沉寂期后，将敏锐的触角又伸向了国家的重大建设领域，打开一个新的写作天地，即用报告文学作家的笔触记下改革开放40多年历程中的辉煌成就、重大的国计民生工程和与国家改革有关的历史性事件。每个报告文学作家就像史记官和观察员一样，记录着我们伟大民族的不同时代。

  特别是千禧年过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勃兴，我们入世之后，国家的一些重大工程，比如说三峡水库、青藏铁路、西气东输、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等都被报告文学记录在册。我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非常荣幸参与了青藏铁路和西电东送等历史的进程、记录了国家的这一段历史。

  ■我的第一部书《大国长剑》1994年在《当代》发表，将近10万字，30多家报纸进行转载。重要性在于第一次把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历程用报告文学的形式书写出来，掀开了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神秘面纱，让世界看到了我们这一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振国重器的发展历程。

  在2000年我写了《水患中国》，记录1998年长江大水大水万众一心抗洪的雄伟场面。当时我随作家采访团沿着荆江大堤采访、在溃堤的村庄里坐冲锋艇去采访并且和抗洪救灾的人民部队近距离接触。

  最能反映新中国成立75周年成就的是《东方哈达——中国青藏铁路全景实录》，中国作协2002年派我去青藏铁路建设沿线年时间在青藏高原上采访，用整整11个月写成该书，43万字容量。它成为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时，国家宣传青藏铁路的重要蓝本。从央媒到香港凤凰卫视媒体，都以该书记录的千百劳动大军普通人的故事进行宣传，通车当天我在央视国际频道做了8个小时直播讲述青藏铁路的故事。该书被翻译成英文版、越南文版、俄文版等，大概有四五个国家的翻译版。

  后来我写了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浴火重生》、以特高压为科学技术创新的《国家负荷》、青藏联网的《雪域飞虹》、南海填岛的《天风海雨》等，写作的每一步都是和国家同行，都是对新中国成立75年来建设中的重大工程和成就的展示，而且始终落点在人身上，人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有光荣和梦想、荣誉和奋斗、尊严和牺牲。

  ■受访者：刘 鑫（网络文学作家，笔名“八月槎”） □采访者：张佳璇（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网络文学作为新媒体时代的产物，不仅迅速崛起并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独特的魅力和广泛的传播力，为书写新中国、新时代的辉煌篇章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表达方式。

  □你的《临渊》是为“抗战胜利80周年重大节点主题创作”的献礼作品，共60余万字，旨在展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在上海、江苏地区敌后的艰苦奋斗、浴血奋战。你是如何将这些宏大的国家记忆用网络文学的形式呈现出来的？

  ■文学的载体在信息时代发生了变化，网络让文学与读者产生了更直接的交流和互动，但文学的内核没有变，依旧是从个人的体验和经验出发，去描述我们经历和理解的世界。中国的网络文学在世纪之交诞生，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大学生，而《临渊》从2018年动笔在网络发表到2024年实体出版，整整用了5年多的时间。动笔后不久，我也跨过了40岁的门槛。也许是年纪渐长，探究青年时期那些关于近代中国历史疑惑的冲动也慢慢变得强烈，《临渊》是我长久以来最想写的一个故事，我希望它能以文学的方式解答我最想搞明白的一个问题：“历史为什么选择了中国。”

  用网络文学直面读者的方式完成《临渊》是合适的，一部内核稳定的作品，经得起新形式、新载体的传播和检验。在我的青年时代也是网络文学的青春时代，在20年后，我们这批文学创作者应当主动承担更坚实的历史叙事。

  □新中国成立75年来科技发展飞速，网络文学随之兴起，在数字时代的快速迭代中你觉得网络文学扮演了何种角色？

  ■如果从早期影响较大的网络文学作品开始算起，譬如1998年痞子蔡（蔡智恒）发表《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中国的网络文学大概只有20多年历史，仅从时间上看，我们大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网络文学首先是信息时代到来后新技术条件下，文学在传播载体上的一次重大革新。它影响的主要是80后、90后及之后更年轻的读者群体。从技术层面上说，网络让作家和读者建立起了全新的互动模式和经济关系，也产生了文学内容和形式的新变革。总的来说，相比其他艺术形式，网络文学是新中国新时代的即时回响，它新鲜、驳杂、冲突又鲜活，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中国近二三十年快速的提升的历史进程，也拿出了具有新的表达形式和鲜明时代特点的优秀之作。

  □抗战谍战小说《临渊》从南京保卫战开头至汪伪七十六号衰落结束，时间在1937-1943年，这几年中国的前途正处于低迷时期。你在写作中参考了大量史料，是如何将这段时期的繁杂史实进行统一的？

  ■历史是复杂的，但历史是有方向的。我试图用文学的方式回答“历史为什么选择了中国”。但若没有坚实的史料支撑和历史现场的还原，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失去了前提，小说也会变得虚浮造作。虽然写虚构作品，但我真的在史料里埋了几年。在创作前，我并没有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有预设，但历史本身说服了我，这让整部小说逻辑完备自洽、有了坚实的内核。

  全面抗战爆发后苏沪地区的历史确实非常繁杂，这要求写作者不仅要广泛阅读史料，更要谨慎辨析、加以取舍。今天小说之所以能将诸多历史事件环环相扣地编织到情节中，并非我本人的能力，而是现实的、历史的逻辑给了故事有力的支撑，书中绝大多数重要情节，譬如南方局对上海谍报工作的有力领导、谍报机关内部的斗争和倾轧、又或是日伪特务机关的崛起和衰败，个中曲折回环，没有史料依据，是想破头也想不出来的，更不要说统一在一部小说中。

  □随着时代的发展，AI写作强势进入人们视野，文学的表现形式在不断丰富。你怎么样看待当前网络文学创作在新时代背景下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我一直都在关注AI产品的技术迭代，新产品都会第一时间试试，对国内外主流的AI工具在文学创作上的应用，有一定的经验体会。总的来说，AI在公文和格式化文本创作上，可以极大提高生产效率，但是对于文学来说，还是不行。文学的表达极具个性化，控制AI达成想要的精确表达，其时间成本和精力消耗远超于了直接创作。目前，AI还没有任何办法取代优秀的文学创作工作者。我和一些程序员也交流过类似话题，他们也有大致相同的结论，AI生产力工具虽然已能写代码，但优秀的程序员还是对它不甚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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